嘉宾简介：张维为，曾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复旦大学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等著作，以中英文发表过许多关于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比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两岸关系的文章。
与西方道路相比，中国道路具有两个核心竞争力
记者：与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相比，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何在？中国道路超越西方道路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张维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十八大报告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在政治上，我们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选贤任能，选贤任能制度已经挑战了西方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大选出的政治局常委，至少有两任省委书记或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要治理好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的才干和能力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
记者：那么，我们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相比于西方国家，体现在哪里？
张维为：我觉得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有两个，首先，在政治上就是选贤任能。选贤任能制度也是一种“选拔加选举”，或者叫做“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事实上中国在各个层级上的干部选拔任用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流程：首先有一个选拔过程，然后有背对背的考察，一定范围的民调和选举等。这个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但这个做法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符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和文化传统，也借鉴了一些好的国际经验。
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实验室，我们的“选拔加选举”模式，虽然还可以完善，但已经不害怕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西方的一人一票选举制最大的问题就是选不出杰出的领导人。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西方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至少能够保证坏的领导人出局。我们现在的制度设计里，包括领导的任期制、退休年龄等制度安排，其实也做到了这一点。而西方很多国家领导人没有退休限制，日本的石原80岁了还想竞选首相，在我们国家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丘吉尔说的“最不坏”的制度，这大概等于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在中国选贤任能传统源远流长，中国政治文化强调治国要靠制度，也要靠人才，我们应该选择尽可能好的、经过考验的、有才能的领导人，这是“上上策”。我国的政治制度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坏领导人出局）的结合。所以与西方选举政治制度相比，我国的政治制度更有竞争力。
其次，在经济上就是混合经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把它叫做混合经济，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了起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还需要不断完善，但是道路和方向已经非常明确，就是要超越西方模式。现在我们的混合经济，虽然还可以继续完善，但已经不害怕和华盛顿共同竞争，是西方陷入经济危机而不是我们陷入经济危机，是西方陷入金融危机而不是我们陷入金融危机，是西方陷入债务危机而不是我们陷入债务危机。我们人民生活改善的规模和速度，世界上无人可比。
一个是选贤任能，一个是混合经济，这是中国发展道路超越西方发展道路的两个核心竞争力。
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征的三个关键词
记者：您能不能用一些核心要素或关键词来提炼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呢？
张维为：一定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征的话，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关键词来分析：
第一个关键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它背后体现了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就是我们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回头来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后，与苏联、东欧以及中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成功地避免了政治浪漫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实事求是要求我们做什么都要自己看一看、试一试，一定要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不要过于相信纯理论，而应看看实践中做得怎么样。为什么采用所谓“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大都陷入混乱甚至经济崩溃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资产几乎都给西方资本席卷一空了？我们要提出这些问题，同时不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的道路已经越走越宽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伟大意义所在。
第二个关键词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好，改革开放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推动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
第三个关键词是“五位一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创新。
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意义，勿迷信西方模式
记者：张教授，您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并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从您的角度看，中国发展道路对世界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
张维为：中国发展道路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明确地说明了不要迷信西方政治经济模式，每个国家、民族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情来选择并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曾经，世界各国要么以西方模式，要么以苏联模式作为发展的借鉴，苏联解体后，苏联模式崩溃了，只剩下西方模式可供参考。中国三十多年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证明，我们的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完全可以走出第三条道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每个国家都可以进行自己的探索，走出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道路……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从世界范围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取得的成绩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成绩的总和还要多。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都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败过西方列强，所以他们有自信心。但是非洲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是西方培养出来的，他们的脑子里除了西方模式没有多少东西。他们现在看到中国可以做得这么好，受到了触动，也开始研究中国模式了。我们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启迪是非常大的。
其一，中国消除贫困的意义重大。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消除贫困，而中国是消除贫困工作做得最多、最好的国家，全世界7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把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消除贫困的成绩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中国。世界上现在大约有一半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大致上这些人中的一半，每天收入不到一美金，另外一半，每天收入不到两美金，而且他们基本上没有土地和房产。在如何使全世界穷人走出贫困方面，中国模式起到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其二，中国政治道路的借鉴意义。中国选贤任能制度对世界也有很大启迪。我有一次去肯尼亚，他们即将举行总统选举，让我谈中国模式，问我肯尼亚能不能学习中国模式。我说实际上很简单，你们如果按照中国模式来做，可以把过去五年里干得最好的省长通过某种程序选拔出来，最后提升为国家领导人。当时的会议主席说你讲得有道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办法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已经走上了西方道路。他们的路径就是选举，选完之后就乱，乱了之后就打，打完之后就是族群更大的分裂，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来。第三世界有很多这样的国家照搬西方的做法，这是西方强加给他们的，他们太穷、太弱，如果西方不给他们援助的话，他们的政府都无法生存，所以就造成这么多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都成了扶不起的阿斗。所以说，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政治上对许多国家都有启迪。
其三，中国人的思路对解决全球问题也有意义。现在有很多全球性问题，中国的思路看来还有可能解决，而西方的思路则解决不了。比如我们现在说的文明冲突问题，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因为这两个宗教的历史传承都是排他性的。如果你是基督教徒则不能信仰伊斯兰教，反之亦然。而中国文明的传承是和而不同，中国人在宗教问题上是非常包容的，中国人可以同时信仰佛教、道教，也可以信仰儒教（严格讲这不是宗教）。中国人在宗教问题上是比较包容开放，所以中国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之少，而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至少一千年，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两个宗教都是排他性的。在目前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排他性的文化和政治怎么可能解决文明冲突问题？不可能。
还有气候变暖问题，按一人一票的方式，在任何欧洲国家或者美国，要决定增加燃油税就很难，政府是要下台的，尽管增加燃油税有助于环保。而我们中国模式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效率和能力则比西方模式大得多。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事实上我们在新能源、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这个变化是几年之内实现的，四五年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很落后，但我们一下子就走到了世界前列，当然，我们也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记者：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经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在侧重点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张维为：首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最主要的借鉴意义就是消除贫困，不仅包括总体的哲学思路，还包括很多具体的做法，对发展中国家都有启迪。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派人到中国来学习怎么消除贫困，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其次，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自信心，我们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自信，不要迷信西方模式。
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以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现在还在学，以后还要学，因为西方确实有不少地方比中国做得好。但是西方现在也需要解放思想，更加客观看待中国，看清中国在哪些地方做得比西方好。就拿上海和纽约比较，上海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越纽约了，无论是港口、机场、码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商业氛围，都超越了纽约。在软件方面，很多关键领域也超过了纽约，比如人均寿命，上海比纽约高三岁；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城市治安，上海比纽约好很多。实际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些年多次提到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震动。中国人的特点是不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不像美国总认为自己的模式是最好的，一定要别国照搬，这是传教士的传统。
中国的成功是所有国家都能看到的事实。实际上今天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在学习中国：北朝鲜、俄罗斯、中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老挝、柬埔寨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素。非洲和拉美不少国家也在这样做。
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记者：现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认识已经很丰富了。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深化和拓展对中国道路的研究？
张维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实验室，也是理论探索的最大实验室，我们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在政治建设领域，党内民主怎么发展，我们现在有不少做法，但是很显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经济领域内，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很好的事情，如何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比方说，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如何良性互动，它们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分，这不光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上可以探讨的问题。我们能否最终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经济学？在社会领域，比如医改、教改、户改等，背后也都需要理论支撑和理论创新。在文化建设领域，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可以挖掘的素材比好莱坞多得多。如何做好、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推出丰富、精彩的文化产品，还需要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生态文明更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如何使中国从环境保护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走向世界前列、引领世界潮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的市场规模大，比如新能源建设，在其他国家不容易做成，因为他们市场非常小，单位成本很高，在中国13亿人口这样的大市场下，一旦形成规模经济，新能源的成本就可以降下来。
记者：中国有市场规模效应，也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探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展望未来，我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挑战和机遇是什么？您对中国未来为何那么充满信心？
张维为：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充满信心？我想，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如果也像我这样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话，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问题，都经得起比较，包括和美国比。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了不得的，从财富增长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历史上世界各国进行纵向比较，从现在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比较之后就会产生自信心。中国模式是在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产生的。竞争产生的东西一定有生命力。所以我自信，非常看好中国模式。
十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一定会超过美国，这不是简单的超过。有人说超过美国算什么，中国人口比美国多四倍，所以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这是不太懂政治的表现。当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姑且用一个美国人也能接受的中产阶级标准，即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美国房奴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那时候如果西方还不承认中国模式，还不承认中国政治制度，还不承认1949年中国革命的意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这种成功，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当然，届时我们也不必在乎西方是否承认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好模式，中国道路是一条好道路。
记者：那么，中国在未来存在哪些机遇呢？
张维为：中国存在着大量的机遇。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二三十年，在未来二十至三十年期间，每年将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陆续移居到城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机遇。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的计算，一个农村人变成一个城里人所创造的新生产力大概是原来的四倍。如果他的计算正确，可想中国的机遇有多少。在今后的十年到二十年间，中国能够提供的机遇恐怕比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
勿被西方忽悠，要建立强势透彻的国际话语体系
记者：是的，我们应该对中国充满信心，也应该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您曾说过，我们要警惕“被西方的话语体系忽悠”、“自己打败自己”。请您谈谈西方对中国的“忽悠”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西方对中国的“忽悠”，简单归纳就是前面提到的两种浪漫主义，一种是政治浪漫主义，一种是经济浪漫主义。这两种浪漫主义认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最理想的制度，只要采取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在欧洲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对西方的制度还是比较了解的，像瑞士这样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二十多年中也几乎没有多少进步，比方说，二十多年来住房自有率还是不到40%。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做得比西方更好，我们的发达板块在这方面要带头。中国发达板块和新兴板块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秘密。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西方话语彻底忽悠了，结果导致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俄罗斯人称之为第三次浩劫。俄罗斯有三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是14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第二次浩劫是希特勒入侵，第三次浩劫是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后期、叶利钦时期，他们迷信西方，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本人参加1996年俄罗斯总统竞选的时候，得票率不超过1%，俄罗斯人把他否定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在苏联解体前去过苏联，苏联解体过程可以大致这样描述：第一步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认为西方的都是好的；第二步是政治精英，就是他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也被西方话语忽悠，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记者：西方话语体系具有哪些特征？
张维为：西方话语体系有不少特征，但与中国未来特别有关的主要是我上面讲的政治浪漫主义（或者叫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或者叫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全力向全世界推销这两个东西，忽悠了很多国家，但有趣的是，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自己也开始真信这些东西了，结果把自己也一并忽悠了。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爱尔兰、希腊都先后破产了，意大利也在破产的边缘，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我给美国算了一笔帐，9・11让美国损失一万亿，两场战争损失三万亿，金融危机损失八万个亿，美国政府现在的债务是十六万亿。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的话，那么，美国也破产了。当然美国也有它的本事，可以唱空城计，把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中国如果照搬西方模式，也发生这样的债务危机的话，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路，我们要超越西方模式。
记者：虽然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但是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西方话语体系相比，我们中国的话语体系有什么特色？在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中国的话语体系？
张维为：话语体系是软实力，硬实力提高之后，软实力也要相应提高，两者应该是成正比的。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加强自己的话语建设。话语不自信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你做得对的也被看成是错的，或者被看成是过渡性的。所以，我们要建立全面的、透彻的、民族的、强势的、国际的话语体系。“全面的”是指要能够解释中国过去的成绩，能够解释中国今天的问题，能够解释中国的未来。“透彻的”就是要把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能听懂。我们要解决“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带了一个好头，习总书记讲的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中国的话语一定要是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这样人们才能赢得民心。“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骂中国的话语很强势，我们一些所谓知识精英骂自己国家也采用西方的这种强势但又浅薄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强势地予以回击。“国际的”，是指我们的话语也要有国际沟通能力和竞争力，外国人也要能听懂，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跟他们讨论和辩论。到中国经济总体实力超过美国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也应该大致完成。我们的学界、知识界在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您认为中国现在的话语体系是不是成功呢？
张维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话语，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话语体系，这些是执政党、政府的话语体系，对凝聚全党的共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意义重大。但是光有这些话语还不够，我们的话语体系应该范围更广，更具有学术性和民间性，应该能够使许多不那么认同社会主义的人也觉得有点道理，这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话语体系建设，这种建设包括话语内容的创新和话语形式的创新，这一切与官方话语体系不矛盾，这一点很重要。
记者：比如中国的智库就承担着这一角色。
张维为：是的。中国的学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我不久前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这就是中国话语。作为一位学者，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解释执政党的话语，我们还要进行大量原创性的研究，大力推动语言创新，推动与西方话语的辩论，最终形成自己的大话语体系。